台灣社會從十九世紀末至今，面臨了兩個政權國家建構的歷程。到底這兩次國家建構性質為何？是什麼力量主導著國家的建構？國家形成了怎樣的社會支配關係？還是社會支配關係操縱了國家的建構。
八十年代，台灣興起了許多有關本土社會變遷及台灣史的研究，尤其是針對國民黨政權的轉化以及民主化等問題，學者紛紛提出不同的解釋。這裡面以引用拉丁美洲威權體制 (Authoritarianrigime) 的觀點來分析者最多，威權體制的模型對於戰後台灣的政治變遷似乎有一定的解釋力。另外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，也有許多學者提出解釋，從現代化理論、發展理論到依賴理論，以及依賴發展的觀點，至今依賴發展模式在解釋社會經濟變遷的過程中，比較能顧經濟發展與國家．階級的關係。( 陳玉璽，1992：18 － 26) 因此，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理解台灣社會發展的著作也開始增加。
國家社會學或國家理論中，國家中心取向或社會中心取向兩種不同途徑，就成為學者們分析台灣社會時方法上的難題。唯國家論太過強調國家的重要性，將所有社會變遷都歸因於國家。而依賴理論則忽略了國家的自主性以及對國家土著社會的社會結構，一味強調跨國公司與國際壟斷資本對國家與土著社會的支配性。( 王振寰，1988：117 － 133) 對於以上觀點的不滿，有些學者便提出階級分析的模式來解釋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來解釋？日本學者豬口孝整理了既有的理論，提出五個主要的面向，即：世界經濟、國際關係、階級關係、官僚制度及民主主義。( 豬口孝，1992：61 － 67) 就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看，這五個面向是相當完整，但是在進行經驗研究時，似乎很難將這些取向同時包含在同一個分析架構中。因此，對於分析的方法必然要有取捨。
八十年代，除了台灣社會研究的蓬勃發展之外，台灣史也逐漸成為熱門學科，但是台灣史的研究一直比較偏重在日據時代之前的題材，對於戰後史的研究，相對而言，一直顯得相當薄弱。社會學與史學對台灣社會變遷的探討似乎存在著上述的時間區隔，而這樣的區隔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，是因為政權的更替；但是社會結構雖然會因政權交替而改變，但卻存在基本的脈絡，本論文便是想嘗試去理解近代在台灣社會發生的國家建構過程中，政權與社會形構之間的關係。